在司法实践中，有时对于到底属于哪中“AA制”，判断并不那么容易，对于属于“约定不明”的，则应适用夫妻财产“约定不明”的有关规则处理。

    如李某与付某于2000年7月经人介绍相识恋爱，2002年9月10日自愿登记结婚，婚后双方居住在付某父母家中，2003年7月付某出国工作，2004年3月5日李某生育一子。在共同生活期间双方常为家庭琐事和经济问题发生矛盾，2004年5月，李某因与婆婆发生矛盾搬回娘家居住。

    2006年3月，李某向葛洲坝人民法院起诉与付某离婚，经法院调解，达成和好协议，但双方并未按协议实际履行。2007年，李某再次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向葛洲坝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，孩子由李某抚养，付某支付抚养费，并要求分割付某出国期间的工资。

    本案在审理中，付某同意离婚，双方因子女抚养及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不能达成协议。李某自2002年起每月工资收入为1600余元，付某自2002年6月至2003年7月月工资收入200至700余元不等。2002年9月20日，李某、付某签订一份婚前财产证明，商定双方的婚前财产及婚后继续实行经济独立等内容。2003年7月，付某出国前交给李某4万元钱（其中3万元系付某父母给的购买房子的钱）作为小孩的生活费。2007年5月付某已从国外施工点回到原工作单位报到。

    葛洲坝法院认为，李某、付某因工作关系聚少离多，双方缺乏交流沟通，夫妻感情淡漠。审理中，双方均认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，已无法共同生活，同意离婚，应准予离婚。小孩自出生起一直随其母生活，现孩子尚小，随其母生活为宜，但付某具有探视权，对于李某提出的要求分割付某出国期间工资的请求，因双方曾在婚前财产证明第三条约定“婚后继续实行经济独立，个人财产由本人负责管理，双方均不能干涉过问”，该约定符合当时双方的收入情况，应视为夫妻双方对婚后财产所有制“AA制”的约定，故对李某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。

    葛洲坝法院据此判决如下：准许李某与付某离婚，子女由李某抚养，付某每月支付抚育费500元，付某对孩子享有探视权（每月可接两次），驳回李某要求分割付某工资收入的诉讼请求。

    李某不服一审判决，向宜昌中院提起上诉，要求增加抚养费，分割付某工资收入。上诉人李某认为：一审法院对婚前财产证明的真实意思理解错误。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婚姻期间的财产事实上也并没有独立；双方对婚前财产证明的理解有分歧，属于“约定不明”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，应当按照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处理。李某上诉提出，法院对婚前财产证明认定和处理错误，对付某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工资收入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分割。

    关于子女抚养，法院应当判决在每月500元抚育费的基础上，再增加抚养费并另行支付医疗费和教育费。对于付某的探视权，法院应当明确每次的探视时间。

    一审被告、被上诉人付某辩称：原审法院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本人服从原审判决。夫妻双方婚前有约定，婚前财产归个人所有，并且在结婚前签订了婚前财产证明，约定双方的婚前财产及婚后继续实行经济独立等内容，上诉人不存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。关于孩子的抚育费等问题，因为本人的工作比较特殊，有时有收入，有时没有收入，而且在本人出国之前，已经给了上诉人4万元的抚育费，应该足够孩子的生活费了，所以不同意增加抚养费。

    经审理，宜昌中院补充认定下列事实：上诉人李某与被上诉人付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，各自的财产相对独立管理使用，但并没有截然分开，也有混同现象。李某主张付某在婚姻存续期间出国工作的工资余额30余万元，应当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。付某当庭承认在婚姻存续期间工资收入只有28万元左右。法院根据付某的工资收入及其实际开支情况，认定付某在婚姻存续期间工资收入节余为28万元。

    宜昌中院认为，对本案婚前财产证明第三条应当按照“约定不明”处理。根据婚姻法第十九条和其他相关规定，对付某在婚姻存续期间工资收入节余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处理，由李某分得一半。对于上诉人要求增加子女抚养费的请求，因一审判决付某每月给付子女抚养费500元，就目前情况来看并不低，且上诉人亦没有提出要求增加子女抚养费的合理根据，故不予支持。关于探视权问题，原审已经明确确定了每月探视次数，至于每次探视时间，应当由双方协商解决，不由法院强行规定为宜。如果在执行中双方确实不能协商解决，可视其情况另行诉讼。

    宜昌中院遂判决如下：维持葛洲坝人民法院民事判决第一、二项，即准许李某与付某离婚；婚生子由李某抚养，付某每月支付抚养费500元，付某享有探视权（每月可接两次），撤销葛洲坝人民法院民事判决第三项，改判为：付某在婚姻存续期间工资收入节余人民币28万元为夫妻共同财产，李某分得人民币14万元。

    我们认为，二审判决是正确的。其主要理由是：上诉人李某与被上诉人付某在《婚前财产证明》中，对各自的婚前财产和共同财产进行界定后，又在《婚前财产证明》第“3”条中约定：“双方在婚后将继续实行经济独立，个人财产由本人负责管理，双方均不能干涉过问”。对第“3”条如何理解，确实容易产生如下歧义：1、约定中的“个人财产”是指婚前个人财产，婚后由本人继续“负责管理”；2、约定中的“个人财产”是指个人婚后所得财产，但由个人“负责管理”，只是个人有相对自由支配使用权，其财产属于夫妻共同所有；3、约定中的“个人财产由本人负责管理”，就是“婚后各自所得归各自所有”。但从第“3”条约定的文字和内容，以及婚后共同生活事实来看，难以得出第三种结论，或者不能当然得出第三种结论。因而，本案第“3”条约定属于“约定不明”。根据婚姻法第19条规定，对于夫妻财产约定不明的，适用婚姻法第17条、第18条的规定，即对夫妻财产约定不明确的，应当按夫妻共同财产处理。也就是说，对于因夫妻财产约定不明发生分歧后，不适用其他合同解释的原理（如目的解释、体系解释等），应直接按照婚姻法第19条的规定处理。婚姻法第19条的规定，是对夫妻财产约定不明如何处理的法律规定或解释。对于因夫妻财产约定不明发生纠纷后，只能按照婚姻法第19条规定处理，不能由法官作出任意解释。

    同时，该约定不仅对财产的性质“约定不明”（即难以理解“个人财产由本人负责管理”，就是“婚后各自所得归各自所有”），而且其财产范围亦属约定不明，即该约定对夫妻共同生活期间的费用如何负担，以及子女抚养费用如何负担等，都没有作出约定。而实际上，上诉人李某与被上诉人付某双方婚后确实存在财产混同，并没有截然分开的现象，付某在婚姻期间先后给付李某生活和子女抚养费数万元。

    由此可见，本案无论是从约定的文字内容看，还是从实际履行情况看，都难以理解该约定属于第二种“AA制”。该约定确实属于“约定不明”：一是对“个人财产”的范围到底是个人婚前财产，还是个人婚后财产“约定不明”；二是到底是财产使用上的“AA制”，还是所有制上的“AA制”，亦属“约定不明”。据此，对本案第“3”条应当按照“约定不明”处理。根据婚姻法第19条的规定，对夫妻财产“约定不明”，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处理，从而排除了其他解释或适用其他规定处理的余地。因而，对付某在婚姻存续期间工资收入节余，只能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处理。二审根据婚姻法第19条和其他相关规定，在判决双方离婚和确认子女抚养人及其费用的同时，对付某在婚姻存续期间工资收入节余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处理，由李某分得一半，是有充分法律根据和事实根据的。

    本案给人们的启示是：在婚姻关系中，选择何种“AA制”，一定要明确具体，否则就难以达到约定的目的，甚至产生纷争。

作者单位: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   

本文载《中国妇女》2008年第12期

最高法院《人民法院报》2008年10月17日